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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自1952年从《大公报》转调《新晚报》，他和梁羽生两人有共同的嗜好，都喜欢下围棋，私下也经常评说武侠小说。报社的人都知道金庸很懂武侠小说，于是指派他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2月5日《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之后，2月8日金庸接着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面写《书剑恩仇录》。
  
    尽管一些政治家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证据的重要性，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公众和政治界对证据的讨论往往停留在证据是什么、证据从何而来和如何评估证据这样松散而肤浅的层面。例如，关于各种问题的评论者经常将缺乏证据与虚假混为一谈，认为缺乏证据就等同于陈述虚假的证明。这样的混淆有待明辨。同样，在公共讨论中，“证据”这一概念常常与众多限定性的、令人讨厌又费解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诸如“确凿证据”“直接证据”“具体证据”“决定性证据”以及许多其他形容词都误导性暗示，缺乏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压倒性证据就足以否定某个结论，即使实际上至少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结论。这种普遍现象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专家的角色——不仅是专家如何使用证据，也包括专家如何得出结论——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因为这些结论之后都会成为那些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人做决策的证据。在应对当前事件时，我们经常看到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对真正的专家在证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表现出无知无畏的不尊重，但这些事件有时也会赋予专业人士、专家和专业机构一种远远超出其专业范围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