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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在于，学校和老师倾向于关注有前途的学生，而“歧视”其他学生——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留堂、停课，开除他们（Man Qimin［1996］1997）。这类歧视现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点中学尤为突出，不过它早在小学就开始了。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压或被要求离开学校，有家长因孩子与小学主科老师有矛盾而将孩子转校。对学生而言，一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老师不再关注他们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教师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竞争。在昆明，从小学到中学，班级规模都相当庞大。老师要引导足足50-70名学生迈向成功，这让老师也感到负担沉重，对学生的越轨行为没什么耐心。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自晚清发表《论女学》开始，梁启超始终在追踪世界潮流，把现代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放在西学西制的脉络中阐述和把握。早年，他看重女性作为社会成员与国民的身份，故强调女学与强国的关系，更多要求女性从事社会劳动，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以此看好男女无差别教育。民国后，梁氏虽仍关注教育与就业话题，却已偏向女子教育的特殊性与适宜性，甚至有意凸显女性作为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在社会劳动之外，为女性从事家庭教育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发声。而其前后的变化，多半都是因应时事所做的调整。其间唯一不变的，则是梁启超以女学为第一义。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中国建筑师刘家琨。1999年，他在家乡四川成都成立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多年以来一直深耕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建设。今年5月，由刘家琨改造设计的云南曲靖先锋会泽白雾书局即将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他获得普利兹克奖后即将竣工的首个作品。在8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刘家琨与书店共同探索着乡村书店的可能性，以及建筑所能承载的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