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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甫一公布，其中最夺人眼目的是“学规”第一条：“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其时尚在福州的林纾作《闽中新乐府》，专有一首《兴女学》“美盛举”，称颂中国女学堂的筹建。诗中也特别提到：“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足见对此条印象深刻。而梁启超在该章程的“办事人员章程”部分，也拟定了“堂中暂设教习四人，中文西文各半”的相应规定。日后，中国女学堂确实聘请了最多时三位的西文教习，英文也成为该校一门重要的主课。加上其他西学科目，中国女学堂作为新式学校的性质一目了然。
  
    例如，第一部的《阿妈》让阿青以阿妈童年玩伴的身份首次出现，并简要地概述了她的经历，“伊是跟拉胡琴的阿爸来的。那几日伊就住我们处里，赖尾生病了，又给那些事情弄得走不掉，就在风滩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是后来搬阿叔处里去了”[5]；直到第三部的《某佛教徒》，阿青的悲惨身世才得以呈现，“是食百家饭大的”，“伊阿爸对伊冇点疼惜”，“碰到主人家阿妈对伊好点的，伊就黏热受不了，真真想认那些主人家当阿妈”[6]；通过“冥婚事件”的铺垫，结尾的《阿妈》终于道出了对阿青迟到的歉疚。在不同声音指认中，阿青的形象在他者的脑海中经历了“主动回避”“同情”和“歉疚”的流变历程，但对阿青自己而言，她早已忘却了“冥婚事件”发生的地名，也不懂得蛮话，“就晓得当时认识的姊妹”[7]。换言之，她的“悲惨”只能经由他人说出，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她只能“选择性回避”或“创伤性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