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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五洲”“万国”直到“中外游历”，实在都出自全球视野，已远远越出中学的范围。将其置于晚清中西冲突、新旧对峙的格局中，不难看出，已经断然舍去“数百年无用旧学”与治学门径的梁启超意欲推行的“女学”，明显属西而非中。故而，与鄙弃“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相对应，梁氏所推崇的“讲求实学，以期致用”，正是时人眼中西方文化最突出的表征。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既然已被归入“不学”“不教”，一无足取，新兴的“女学”于是势必取法域外，引进西学与西方教育体制。
  
    实际上，紧接上述引文，梁启超即批评“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其间固然有“现在政治的黑暗，普通选举的弊病，不可尽述”，女子参政不过是“替‘政棍’多弄几票生意”的顾虑，但梁氏也明白，这只是“愤激之谭”，“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废食”。因而，他的担心更在女子是否具备了参政的“实力”。于此，不妨抄录一下女子参政协进会在宣言书中公布的“本会的目的”：“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二、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的独立。三、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同时强调：“本会认定达到上列三种目的方法，就在要求女子的参政权。”很清楚，梁启超为了纠正他所认为的女权运动的偏向，对此三大目的从政治到经济再至教育的叙述顺序进行了有意的颠倒，以此明示出其以女学为本的立场，历经二十多年并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