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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唐代，我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对产地称为白熊（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活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胡锦矗《大熊猫研究》）,一篇风雅的艺人传记中，忽然涉及一桩翰林公案，看似闲笔，实则是李慈铭有意为之，借机讽刺有玷君子行为的士大夫。他曾说太平军陷绍期间，乡人有不少“落水者”。“由是粤逆之变，持节乡邦者，逾城逃窜，缙绅之列，无一死难，且忻忻然输贡贼庭，顾望进用。秀孝之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十月十六日。）在看完《浙江采访忠义册》后说，“且有受贼伪署后，或以病死，或以兵死者，咸得襚加异等，孤备羽林，转令华衮失荣、英魄羞伍，是可叹也。”但他始终未曾指出姓名。到了光绪年间，事过境迁，他终于在这篇歌郎传记中点出“委质贼庭”的鲍氏，歌郎与翰林不仅名位、身份悬殊，品行也高下立判，其用意可谓深远。但这也不过是典型的士人“清议”，对公序良俗的约束力实在有限。优秀的文学通常通过主题来探讨重大思想、情感和社会问题。主题阅读有助于我们识别这些核心主题，它们是文学的人文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核心所在。主题是文学作品所围绕的内容。然而，以色列文学批评家什洛米丝·雷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指出，我们对这个“内容”究竟是指什么，其实并不清楚。她写道，“文学作品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我们所说的‘关于’到底是什么意思？《包法利夫人》是关于爱玛与查理、莱昂和罗道夫之间……的具体事件和人物吗？还是关于，例如爱情的脆弱——一种更为一般的概念？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对世界提出某种观点，例如‘浪漫的观念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关于“爱情”的主题相对显得平淡无奇，但关于浪漫主义不适合日常生活的主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问题。